01引言
本文试图阐述湘西苗疆是如何从华夷之辨的蛮荒之地如何进入国家化以及在进入国家化的过程中，地方族群、传统士人群体如何在与王朝国家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地利用各自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完成了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表述，以及如何通过对关于山川形胜、风水故事的创造与重复讲述和诸多地景的营造来展现湘西地区被整合进入王朝国家的文化实践。明清以来，伴随着频繁的“苗变”与王朝国家对于“苗变”的勘定，经由土司担承、军事、改土归流以及设府立县等措施，湘西苗疆逐渐由蛮荒之地进入王朝国家的版图。
02历史文化传统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地方人群根基于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了大量以起兵反抗“皇帝”为主要内容的“反王”风水故事，并将这一类事件的根源归结于荫生“草口”的奇异山川；另一方面，为了平定“苗乱”，地方在湘西苗疆修建了边墙以及大量的哨堡碉卡，并建立市场、坛庙，经由“神道设教”不断推进湘西苗疆地区的社会文化转型，其所营筑的诸多“工事”自然也就成为了国家权力不断渗透湘西苗疆地区的重要地景意象。另外，随着文教的辅行，地方的山川景物也逐渐进入了地方士人群体的视野，成为了流寓官宦以及地方士人群体争相吟咏唱和抒发襟怀寄托的“胜景”，甚至被当成地方或区域标榜文教典章的重要象征。总之，本文将明清以来设置和营建的大量的军事建筑和以及被地方人群不断传说附会的山川物景当做“地景”来看，并将重点分析这些“地景”种种传说故事背后的所呈现出的历史心性和文化图式，分析其如何影响了湘西苗疆族群的实践选择和文化表述，以及关于“山川形胜”故事不断传述和再创造如何成为地方人群充分发挥能动性融入王朝国家的文化实践过程。
论文主要探讨湘西苗疆的国家化进程中的形成的种种文化表征，以及负载和构成这些表征山水地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成为了地方人群表达国家认同的重要意象。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重点围绕历史记忆、国家化以及湘西苗疆等核心关键词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也对既有的有关于湘西地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展望地方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特定人群如何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借助于地景营造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表达了对国家认同。本文借用人文地理学的地景概念，将一些负载传说故事的山川、河流和明清以来修筑的诸如边墙、营盘等大量军事工事，以及市场、庙宇书院都作为地景来看待，并将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分析其在历史发展中被如何地方人群用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叙述的认可或融入国家体制的象征。
年底，我带着好奇报名参与了湘西苗疆调查活动，活动的第一堂课便是学习《田野考古章程》以及田野绘图。因为从未涉猎这个领域，多少有些惶恐，同时觉得一切很新奇，加之对于考古学的幻想，匆匆忙忙踏上了苗疆边墙考古调查之旅。考古学是通过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田野考古的主要手段是调查、挖掘和清理，在基本不破坏原有遗存情况下，即对出土文物进行调查、记录和选择性收集，分析出土文物与周围环境、出土文物与文物之间的关系。而我一直主修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是从人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古今人类，特别是注重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调查和研究。随着调查的开展，调查的内容和目标逐渐清晰化，即是对苗疆边墙及相关文化遗存进行打点、测量、绘图，分析其间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关系。
03历史意味
根据打点软件的对各类遗存的空间呈现，清晰可见湘西苗疆边墙及各类军事设施基本上是围绕腊尔山台地设置的，其布局总体上“近似圆”布排。除此以外，在调查过程中还注意到在苗区有大量的书院、义馆、天王庙遗址，以及流传很多具有历史意味的山川风水故事。将这些收集所获得的资料置于明清以来这一段苗疆历史中来理解，我对湘西苗疆历史与人群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更在于民族学的调查方式可以弥补田野考古的实物资料之不足，田野考古的资料又能与之应证。故此在长达九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时间中，随着对湘西苗疆历史以及苗疆了解的逐渐深入，决定将湘西苗疆国家化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核心。
由于大部分人外出打工，田地早已荒废，杂草丛生，满山荆棘在湘西苗疆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要找到边墙、营盘、屯堡、碉楼等实物遗存，单靠工作人员满山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不失时机地去询问耆老，往往会收获意外惊喜。他们不仅仅会告知遗存所在地，还会将其背后故事也娓娓道来。
例如，我们在凤凰县落潮井的合哨营做调查的时候，村支书介绍说，民国时期此处设有集市，屋舍林立，熙熙攘攘，青石铺成的石板路人来人往，五天一场，小摊小贩大多来自于周边包括贵州松桃的苗族。近年来，由于农田建设和产业开发，遗址被开发成农田，已经完全找不到集市痕迹，村支书凭着记忆，带我们感受曾经的繁华。之后，调查组在此布方试掘，探沟中出土一些青花瓷碗，陶片、瓦片，根据纹饰、款式、烧制技术、年代等判定，合哨营出土的瓷碗与花垣县吉卫镇新寨龙窑所烧制的极其相似，两地之间曾经有过贸易往来也似在情理之中，例如我们在合哨营采集的瓷片与花垣吉卫新寨龙窑发掘的瓷碗对比，大多都为侈口碗，上有卷草纹饰，经过年代判定，两者为同一时间的烧制品，可以想象出以前这个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如何热闹，也可以看见，苗区内早期的商品交易流动传播之广。随着调查的开展，我对湘西苗疆历史与人群的理解与认知也逐渐深入。
湘西苗族生活在以未然腊尔山台地为核心向外扩展的一个居住区域，具有了自己特有的语言、共同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他们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王朝国家的视野，特别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拓展，明清以来王朝国家对于西南地区的强势管控，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地方上的大量的非汉族群也逐渐由化外之民变成编户齐民，地区也逐渐完成国家化的过程。
04明清以来的变化
湘西苗疆地区在明清以来的变化也可以置于这个大背景中来加以理解，诸如从萧授“二十四堡”到张岳“十三哨”，再到四次大规模修筑边墙，他们是如何使得国家、地方社会、权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交织、互动与冲突中敏锐做出的文化应对，形成地方经验。种种问题与想法，让我意识到，要通过苗疆地区所设置的一系列军事防御体系去了解当时政策实行的运作即国家化的开展以及苗人所作出的反应，而不能单单是讨论区域发展的独立性，因此必须将整个苗疆视为一个区域，重点通过去考察明清以来国家营建的边墙、屯堡、哨卡、关门等防御设施，以及广建书院、兴修天王庙、塔寺等一系列文教措施去入手，借助地景学的知识去了解湘西地区的山川地景所附带的种种传说，将其都视为在同一时空下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交互作用及其形成的系列的地景文化表征。
本论文的侧重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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